鲁斯·巴德·金斯伯格：聚光灯下的“异议者”

水缸里打拳

鲁斯·巴德·金斯伯格说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喜欢上了男孩们做的事情，尤其是爬上车库的屋顶，从一个跳到另一个。

“做淑女，保持独立”。母亲不厌其烦的教导一直被鲁斯铭记于心。“做淑女”的意思是不要被无谓的愤怒等负面情绪所战胜；“保持独立”则是指，如果能遇到白马王子共度余生，这当然很好，但如果没有，也要能够照顾好自己。

鲁斯的好友在采访中形容鲁斯是一个安静的美人，她蓝色的大眼睛躲藏在眼镜下，还有一头柔软的棕色头发，她总是有着一种难以言状的吸引力，但是同时鲁斯又很少流露感情，不喜欢闲聊，不参与八卦，从不打闺蜜电话。

事实上，鲁斯正是这么做的。鲁斯一毕业就与马蒂结了婚，并且在婚后提出了自己想要学习法律的想法。虽然家里没有人认同这一决定，但鲁斯还是得到了一个去尝试的机会。鲁斯和马蒂先后考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但她的求学过程并不顺利。事实上，直到 50 年代早期，才有女性开始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且女学生的比例仅为 2%，并且这 2% 的女生，进入学校被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你们占据了一个本应属于男性的法学院席位。”鲁斯的同学，布伦达·费根说她当时常常会觉得自己被“展示”于人前。“当你被点名的时候，会觉得，如果自己表现不佳，丢的不仅是自己的脸，也是全体女性的脸。”

身为为数不多的女性，鲁斯还遭受了不少不公的遭遇。想要去阅览室查阅资料却被保安“女人不得进入”的理由拦下；想努力学习、选修法律评论却被一个高年级姑娘的讽刺“看上去就是个笨蛋。”她在学校里横冲直撞，像个勇士，可需要她冲锋陷阵的，不只学业。本是鲁斯“开心果与救命药”一般存在的马蒂，在她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患上了恶性癌症，鲁斯不得不一人肩负起照顾丈夫与两岁女儿的责任。在完成自己的作业的同时，她还要帮写马蒂的。为了兼顾学业与家庭，鲁斯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超级英雄”。

毕业后，马蒂得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机会，和他一起搬去纽约的鲁斯也因此转学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看似一切都越来越好了，可命运又给了鲁斯当头一棒——她找不到工作——全纽约没有一间律师事务所愿意雇佣毕业的鲁斯。鲁斯再次感受到，“成为女性便意味着要面对重重障碍，我们在法律中无法拥有平等的权力，无法获得平等的认同，各州及联邦法律中成百上千的条文，是基于性别歧视的。”

70 年代的美国社会奉行“丈夫是社会的主人，女性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不过是赚零用钱”的经典条文。当时实行的法律在如今看来骇人听闻——“大部分州的雇主可以解雇怀孕的女性”；“银行可要求女性在申请信贷时提供丈夫的共同签名”；“在 12 个州，丈夫强奸妻子不可被起诉”。很多受到长久压迫的女性开始发起抗议游行，人们也渐渐开始意识到那些人不是疯了，而是体制确实存在问题。并不擅长游行和示威的鲁斯，只能把自己熟知的法律当作武器，因而开始了她漫长的诉讼律师之路。

在用法律维权这一事情上，马蒂是鲁斯最大的支持者，他们“男主内，女主外”的关系或许是那个年代的个例。鲁斯在采访中提到，“马蒂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关心我是否有脑子的男孩，我们在 18 岁相遇时他便坚信，一个女人的工作，不论是在家还是在职场，都和男人的工作同样重要。”遇见马蒂是鲁斯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某种意义上，马蒂就像一个坚硬的木锤，是鲁斯这枚硬钉子能钉在美国症候上的源动力。

钉子般的异见者

她从未打算成为伟大的异见者，但是历史的进程把她放到了这个位置。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前主任阿里耶·奈尔认为 70 年代崛起的女权运动很可能和黑人运动一样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他创立了一个项目来专门保护女性的权利，金斯伯格被邀请参与其中。他们的原则是选择一些能够推动法律变革的案例，如果把案件移交至最高法院，便尽量完全加入到诉讼过程中。

鲁斯在最高法院的首次辩护是 1973 年的弗朗蒂罗诉理查德森案。弗朗蒂罗曾是一名空军少尉，很快她就发现她所有已婚的男同事都能获得住房补贴，可是她却没有，仅仅因为性别不同。弗朗蒂罗提到了当时的一种说法：“好女孩不会提意见，好女孩不会提要求。”鲁斯接下了这个案子并且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鲁斯和自由联盟的伙伴妮娜·托滕贝格希望这个案件能够得到一个判例——法院宣判性别歧视违宪。

鲁斯梳理了女性的历史以及女性被对待的方式：女性依旧被认为是劣等的、从属的、浪费人力资源的、依附的、没有足够能力投票的，她向法庭上的男性成员们精准阐释了作为二等公民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严肃且充斥着强大的男性气场最高法院让首次口头辩论的鲁斯感到紧张，“尊敬的首席大法官，请允许我在庭上做出如下表述，今日的女性，正遭受到来自职场的歧视，跟少数族群遭受的歧视一样普遍，且更难以觉察，对性别的差别对待，暗示着一种优劣的判断，现今的性别标准污名化女性，它被用来确保女性不得竞争高收入的工作，它认定女性生来要服务于家庭和育儿，这些区别对待造成了同一种后果，让女性被禁锢于低男性一等的社会地位之中……为请求法院判定，性别不足以成为评判标准，我们以萨拉·格莉姆克在 1837 年的陈述来表达立场，她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男女平权的倡议者，她说，”我不为女性争取优待，我只要男性同胞们把踩在我们脖子上的脚挪开。”

鲁斯用男性大法官们闻所未闻的性别观念打赢了第一场官司，可惜这个案件以一票之差失掉了让此案成为审查标准的机会。鲁斯开始明白，想要建立男女平权的法律和社会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必须像织毛衣一样，通过每个独立案件一步步构建起女性平权的观念，从而推进变革。

鲁斯知道，只关注女性是不会让那些白人男性真正理解男女平权的，因此她接手了一个有关男性权利的案件。案件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做斯蒂芬·维森菲尔德的年轻男人，他的妻子在生产时因羊水栓塞不幸去世，维森菲尔德决心要成为一名全职照顾孩子的家长，他去当地社保局想要申请一份他认为单亲家长可以获得的社会保障金，却被告知那是“母亲保障金”，他没有资格申请。鲁斯借这个案件要告诉所有的美国公民，特别是大法官们——基于性别的歧视是如何伤害了每一个人。

在克林顿总统就任之前，鲁斯的身份一直是诉讼律师，她没有案件结果的表决权，更不能对不认同的案件结果表示真正的“异议”，但在新总统就任之时，她的机会来了。1993 年，克林顿总统刚刚上任，他有机会重新任命两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感兴趣的人选每周都在变化。鲁斯已经 60 岁出头，还极其内敛，大多数人都认为她会因此而排除于候选名单之外。而马蒂的性格优势正好弥补了鲁斯的腼腆和不善交际，他合群、外向，是派对的主角，他为了鲁斯四处奔走，有一个专门的小册子记录着他联系过的所有人，他利用了很多商界、学术界、法律界的人脉，还找了鲁斯曾经帮助过的人，为鲁斯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最后还促成了鲁斯和克林顿的会面。克林顿和鲁斯的会面改变了最终结果，腼腆的金斯伯格临场表现力十分出色，不出 15 分钟，克林顿总统就决定提名她为新任大法官。

金斯伯格就职后，她的平权进程不再浮于表面，而是改变了一些法律当中最为本质的东西。

最具代表性的案件就是弗吉尼亚案。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MI）是一所具有150 年的全男性军事学院，它有巨额的捐赠基金和人脉广泛的校友，培养了多位四星上校，它提供给男性十分严格的教育、军事化的管理和艰苦的训练。一直以来 VMI 都只招收男性，一名女高中生想要就读 VMI 却遭到了拒绝，因此她上诉至法院。该案件的判决书中宣布，任何否定女性拥有平等权利，依据自身能力，追求事业、取得成功、参与社会做出贡献的法律都是根本无效的。鲁斯在 VMI 招收女子决定满 25 周年的庆祝讲座上说到：“总有一天，你会为毕业于 VMI的女性学子而骄傲。”进入 VMI 的女子和男性接受同等严格的训练，生活在同一片斯巴达式的营区，指挥官们对这一变化十分满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VMI 的教育模式，甚至提高了学校的申请标准。

这个案件不仅关乎 VMI，而是一种观念，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案件本身，鲁斯借此案让一些大法官相信，在面对案件时必须以一个原则作为前提，即你必须对不同性别一视同仁。

然而，鲁斯女性平权之路刚出现曙光不久，又再次陷入黑暗，一切在布什赢得了总统大选的时候发生了改变。鲁斯从一个男性权利世界的异议者，转换成了一个自由派的异议者。

作为新任总统，布什和克林顿一样拥有任命两个大法官的权利，两位保守派法官的加入把法院推向了严重的右翼，金斯伯格自此发表了更多的异议。
其中一个有关男女薪水的案件影响深远。莉莉·莱德贝特是当时固特异轮胎公司的区域经理，她是最早一批做到这一职位的女性职员之一。有一天她收到了一张带有一系列数字的纸，纸上所写的是所有地区经理的工资，莱德贝特发现她的薪水比她训练的年轻区域经理还低，比他们低了 40%，这一案件移交至最高法院后，新上任的大法官阿利托宣读了判决书，肯定了莱德贝特受到歧视的事实，但是她没能按时提请诉讼，诉讼时效已过。金斯伯格果然又提出了异议，她说，国会想要在现实世界推行劳动权益，今日法庭的判决恰恰忽视了何为真实世界。正是因为刚开始不清楚男同事的工资状况，才导致莱德贝特的诉讼超过了时限。这一异议改变了联邦法律，2009 年 1 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他在任期间通过的首份法案，即“莉莉·莱德贝特公平薪酬法”，该法律保证了美国的立法之本——人人平等。

金斯伯格的异议总是冷静又有力的，她常引述很多案例和历史，让人无法反驳，她是女性眼中的“英雄”，却是白人男性眼中的“砂砾”，更是钉在美国法律上不可忽视的一枚铁钉。

生锈

“妈妈有时候工作到三四点，一整天都不吃饭，要爸爸在晚上七点的时候去办公室里强行带走她。”金斯伯格的大女儿如此形容鲁斯平时的工作状态。

上学时在家庭与学业间“冲锋陷阵”的经历，让鲁斯学会适应高强度的工作。她常常工作到半夜，甚至整个晚上，然后用整个周末来睡觉。 她看起来弱不禁风，却总是冲在捍卫女性、少数族裔的最前线。不幸的是，高强度的工作和压力让她患上了癌症，原本瘦小年迈的身体越发雪上加霜。“她患了两次不同程度的癌症，但从未缺席过哪怕一次开庭。”1999 年，患上结肠直肠癌的鲁斯接受了第一次手术和化疗。十年后，她又患上了胰腺癌。金斯伯格的健身教练布莱恩特·约翰逊，把金斯伯格称之为“半机械人”。金斯伯格在第一次癌症化疗结束后，开始坚持锻炼，即使是在她最低谷的时期，也从未间断。马蒂形容她“看起来就像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她把体能训练当成了不可多得的休息和变强壮的机会，“不管我多累，训练的时候我都感觉好极了，结束训练的我就又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金斯伯格这枚钉子好像已经生锈了，她年老体迈、言语缓慢，她不断在抖掉身上的铁锈，展露越来越瘦弱的坚硬身躯。在人们问她，要有多少女性大法官才够的时候。金斯伯格总是回答说，要有九个。“绝大多数时候，最高法院都是九位男性，也从未有人对此有过疑问”。有不少人让金斯伯格早些
退休，但是金斯伯格不愿意。她说，只要还能全力以赴，就会一直坚守岗位。

金斯伯格不仅没有因为“铁锈”而放慢平权的脚步，还更加大胆且直言不讳。她尖锐地批评特朗普的施政，将他称为“骗子”。原本应当客观、公平，依照法律评判事实的大法官，第一次“口无遮拦”。鲁斯的行为受到了不少精英阶层的批判，他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礼貌的和失职的。意识到自己言语不妥的鲁斯发表道歉声明，并同时表明了自己作为大法官的矛盾性——既要公平地解读法律，又要根据个人意愿去投票。在她看来，这样是不妥的，“若我们持有偏见，那便无法取得成功。”

“口无遮拦”让金斯伯格从“超级英雄”变成了一个会说浑话的普通人，真实了，也更亲近了。因此，“一直唱着反调”的金斯伯格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欢迎，话题臭名昭著的 RBG 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其实早在“选举权法”一案之时，金斯伯格就开始像摇滚巨星一般受到了社民的追捧，她的反对文会被转载和分享上千次，很多人更是穿上印有她头像的“RBG”的 T 恤、把她的头像作为纹身。

臭名昭著

年轻人十分渴望一位与众不同的偶像。金斯伯格的优势在于她不仅是一个女性权利的维护者和实践者，还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普通人。

她喜欢歌剧。除了法律之外，歌剧就是她的最爱，在听歌剧的时候她能够暂时放下法律事务。她最渴望拥有的天赋就是一副像丽娜塔·苔巴尔迪那样的金嗓子。然而现实中她只在淋浴和睡梦中唱歌。导演罗伯特·隆巴顿的歌剧将在总统大选后的周六开演，于是他希望能有一名华盛顿内部人士来饰演只有纯对白的角色“克拉肯索普公爵夫人”，鲁斯为自己写了角色台词，在舞台上表明了自己对女性的夸赞，她写道“从克拉肯索普家族中走出来的女子，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得体的举止，同时不失尊严和优雅。”

她界限分明。德里克·王创作了一部关于斯卡利亚和金斯伯格的歌剧。当时，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安东宁·斯卡利亚是最“尖锐”的保守派；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则是最“声名狼藉”的自由派。鲁斯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十分清楚，尽管斯卡利亚在法律工作中屡屡反驳金斯伯格，但是他俩从20 世纪 80 年代在华盛顿联邦上诉法院共事起，就一直是最要好的朋友。斯卡利亚说他们是法院里的一对欢喜冤家除了鲁斯的法律观点，斯卡利亚对这个朋友无可挑剔。他们都热爱歌剧，甚至曾经一起出演过歌剧、一起旅游。除此之外，鲁斯还能和一些在同性恋和女性观点上南辕北辙的人成为亲近的朋友，尽管观念不同，互相挑刺，鲁斯依然乐在其中。